优雅地离去，是人生最后的福气

不得“好死”，这是四个带有刺激性的、让人不安的字眼，我们常常听到别人带着诅咒憎恨的语气说出这几个字。但是每当我脑中浮现这个词的时候，我的心中没有一丝愤怒或憎恶，反而是充满悲悯和惋惜。

因为在我的视野思维内，不得“好死”其实正是当今大部分中国人死亡时的真实状态。一部分人因客观原因非正常死亡——即人们常说的“死于非命”，更大一部分普通人在重病后不能有尊严地、体面地、安详地、比较少痛苦甚至愉悦安乐地离开这个世界，甚至有不少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离世、被迫接受一种“惨死”的结局。

这些人，都没有获得我所理解的“好死”、“优死”、“善终”。

国人是怎么死的？

有没有人真正关心我们的家人、朋友甚至整个国家的人究竟是怎么死的？死于什么原因？死时什么状态？与外国人有何区别？这些问题有没有真正纳入我们学者、医生研究的范围？答案是有，但是很少，研究是有，但起步很晚、成果可怜。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状和结果，还需另文说明。这里就先梳理一下我们国人是怎么死的一个概貌。

有网络段子调侃说：中国人也固有一死，或死于地沟油，或死于工业盐，或死于敌敌畏泡菜，或死于苏丹红，或死于甲醛果冻，或死于瘦肉精，或死于结石奶粉，或死于黑酱油，或死于危房，或死于动车，或死于假药，或死于劣酒，或死于校车，或死于酒驾，或死于冰毒，或死于塌方，或死于日记，或死于宝马车轮下……当然这属于愤青的片面负面说法，但不可否认，这也是事实的其中一个切面，反映出中国当今阶段的种种社会问题。甚至不可否认，我们自己，也很可能会死于其中一种。

再来看看学者的研究：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，中国问题学创始人胡星斗说：“中国人各种非正常死亡均占世界的70％以上。”根据有据可查的各类媒体报道汇总统计分析，每年有多万人非正常死亡！死因包括食物污染、空气污染、装修污染等各种污染，过劳死、工伤、尘肺病等职业病，交通事故、火灾等责任事故，水灾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，自杀他杀等等。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只有20％，但非正常死亡的比例却远高于人口比例，这是多么让人痛心，多么值得深思！可以预测，我们有一半的几率死于非命，但却很难预测，我们将会死于哪种天灾人祸。

再看看官方统计数据：年全国新发恶性肿瘤病例约.6万例，死亡病例.7万例。年有新发癌病例数.2万，相当于平均每天新发例癌症，有.4万癌症死亡病例，相当于平均每天人死于癌症。其中肺癌是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肿瘤，胃癌、食管癌和肝癌紧随其后，这四种癌占全国癌症病例的57%。几乎22%的全球新发癌症病例出现在中国，27%的癌症死亡病例在中国。随着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攀升，癌症已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死亡原因。

我们亲历的那些死亡

上面所引所述都是宏观面上，再来看看具体层面的。有个网友晒出他的家庭成员“死亡账本”：

我回想这些年身边去世的亲属，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现象！就是正常死亡的人凤毛麟角！每个亲人的去世，必然躲不开疾病的困扰！在我印象里只有我奶奶（92周岁感冒后去世）、老婆的爷爷（98周岁感冒后去世）属于老年正常死亡。剩下的癌症2人，连续脑梗瘫痪后死于并发症2人，脑出血1人，肾衰竭（尿毒症）2人，肝腹水后死亡1人，大面积心梗1人（34岁）。这些都是去世的，还有病入膏肓的几位没算，8：2！

还有一个案例：

湖南省一位29岁的准爸爸年被确诊为肝癌晚期，他身上还有一个“死亡家族”的阴影，被称为“肝癌家族”：其大舅舅年患肝癌去世，42岁；小舅舅年患肝癌去世，45岁；堂舅年12月肝硬化、肝腹水转化成肝癌去世，47岁；堂舅之子年肝病去世，30岁。据说其外婆那一支还有很多患肝病的，都是很多年没有联系过的远房亲戚。

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已经发现，自己身边的人越来越多、越来越早地因为癌症等重大疾病致死，有些亲人平时好好的，一旦发现癌症只有两三个月到半年时间就去世了，有些班级还没到三十年周年同学聚会就已经走掉三分之一了，有些同事刚住院不久就转去殡仪馆了。

媒体不时报道哪个地方又出现了癌症村、艾滋村，在电视上、网络上为白血病等重症患者求助募捐的比比皆是；老一辈的人都没怎么听说过癌症，但是我们这个时期，似乎正处在一个癌症大爆发的时期，经常都听到说到遇到。

我个人刚好在负责人事的岗位上工作，医院看望在职干部或退休干部近二十次，一年要去殡仪馆告别退休老干好几次，深深感受到生命的脆弱、人生的无常。如果说死亡的结局是自然规律难以避免的话，那死亡的方式、怎么死应该还是有得选择的，特别是因疾病死亡的情况。但是，即使是怎么死，有很多人往往也没得选择，往往被迫接受一种“惨死”的结局。

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

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，我们国家已经开始对死亡进行临床研究和学术研究，医院的鲜活案例写成的论文和专著，有些是医生或护士的手记。任何一个人，看到这些沉甸甸的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文字，都不会无动于衷，都会对自己的生命质量和临死时刻加以思考。我看过相关的书籍材料后，却深深震撼于国人临死时刻的惨状，这种惨状包括身体上的痛苦折磨、心理上的恐惧无助、社会关系上得不到陪护安抚、精神心灵上得不到寄托。这里引用《死亡如此多情——百位临床医生口述的临终事件》和《丽莎大夫的故事》中的案例来说明问题：

求生不得：

这是一位32岁的女病人，没有医保，却突发急性重症胰腺炎，病情非常严重。和病人的父亲谈病情时，我告诉他住院至少需要1万元押金。

接近下午5时，病人家属满头大汗地拿来1万元钱，我没敢问是找了多少人才凑齐的。

她父亲问：“够不够？”“肯定不够。”“那还需要多少？”“按照她的病情，通常会超过10万元，而且……”我说得小心翼翼，虽然明知这些话会让他很痛苦，但又不能不说。末了，还要加一句“可能人财两空”。

已经过了下班时间，我没有催促他。在狭小的办公室里，我们面对面坐着。老人强忍着，眼泪却仍然落了下来，满脸的沧桑使得泪珠拐了几个弯儿才终于汇到胡子拉碴的下巴上。

他念叨着：“我怎么能不救她呢？但我再跟谁去借呢？你容我想想……”这位父亲终于慢慢起身了。他走了过来，干裂的嘴一张一合，半晌才出声：“我们不治了，我们回家。”这话并不让我觉得意外，但我却真切地感觉到了心的刺痛。

后来，我们小心地把患者抬上车，我看见她在哭，无声地哭……她有一个动作我至今不能忘记：抬起她时，她使劲抓住病床的栏杆不撒手。我知道，她这是在传递强烈的求生愿望。

像她这样的年龄是不该放弃的，这是无奈的放弃。如果你不能理解这“无奈”二字，就看看那位父亲的眼睛吧。倏忽间，这“无奈”二字就笔笔刻在你的心头了。

（口述者：陈旭岩）

求死不能：

一个80岁的老人，他险些因为脑出血丢了性命。他的家属说：“不论如何，一定要让他活着！”

4个钟头的全力抢救后，他活了下来，不过气管被切开了。他的喉部被打了个洞，那里有一根粗长的管子连向呼吸机。呼吸机不停地发出沉闷的气流声，一下下地把人造空气打进他的肺部。

偶尔，他清醒过来，能睁开眼，用眼神表示意愿。这时候，他的家属格外激动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谢谢你们拯救了他。”

我说：“我们会尽力，关键是看他的命。”过了十天，他死了。我们没能拯救他，只是帮他延长了一点生命。他死的时候，肤色变成了半透明，针眼、插管遍布全身。他的面部水肿，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模样。

我问自己：如果他能表达出来，他愿意要这延长的十天吗？

（作者：丽莎大夫）

一边，是有希望却没能力救治，想活下去而不得；一边，是无希望却被迫要救治，想死掉而不得。两个极端，结局却一样，都是悲惨死去。

现实中，有多少人像那个女病人一样，只是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为五斗米折腰，只是在城镇底层挣扎飘如浮萍混口饭吃，一旦有病就只能无奈等死；又有多少人奋斗多年只是勉强算个中产阶级，一旦有病就因病返贫一朝回到解放前？！然而，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好的人，似乎也没有在死亡面前混出个更好的结果。

丽莎大夫说：“老干部病房里的情景，曾令我触目惊心。他们当中有不少已经年过九十，有些竟然在这里住了几年！他们没有思维、不能说话、无法进食，动弹不得，全靠机器、气管维持生命。家属扔下他们走后，便很难再见到了。他们痛苦不堪，却只能从喉咙里发出一点哀鸣。他们无法掌控自己所剩不多的命运，生不如死。”

在我的工作经历中，的确有些离休干部因为可以全额报销而被迫接受无谓的治疗，独自一人呆在重症监护室中痛苦而孤寂地死去。

在一些医生的口述中，有些老干部明确提出“让我走吧”，有些老教授喉咙被割开不能说话写下“我要安乐死”的纸条，但是，因为所谓的不舍、自私的爱、不孝的舆论压力、“救死扶伤”的固定思维、法律依据的缺乏等等原因，这些老人只能继续接受痛苦不堪的治疗。

有些医生指出，医院里面离世的病人都是痛苦的，这种痛苦常人无法想象。插管、心脏按压下去5厘米的那种感受，正常人永远没法体会到。有些医生甚至说听到病人在心脏按压时肋骨断裂的声音……所谓好死不如赖活，在这方面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。

一个人怎么死，可以反映他曾经怎么活；一群人怎样看待死亡，可以反映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；不同人的不同死，可以反映出不同社会阶层的生存状态。如果要深究下去，那就要牵扯出很多社会问题了，这又是另话。

恐惧无助挥之不去

其实早在各种有创手术、化疗放疗以及各种抢救之前，绝大多数绝症患者都已经生活在死亡恐惧的阴影中。恐惧和无助，是绝大部分国人死亡前的心理和精神状态。医院看望那些绝症患者，在他们的眼中看到最多的，必定是绝望、惊恐或者茫然……

面对死亡这一人生无法回避的命题和最终归宿，几乎所有的人都会产生恐惧心理，差别只在于程度上和表现上的不同而已。

齐尔伯格认为，在人面对危险时的不安全感、懦弱和压抑感等后面，永远潜伏着对死亡的恐惧，没有谁的意识深层不藏有这种恐惧。

著名死亡学专家库伯?罗斯在其代表性著作《论死亡与濒死》中提出了临终心理五阶段理论，即否认、愤怒、讨价还价、抑郁、接受，其中恐惧心理是贯穿于每一个阶段的心理底色。

几千年来，我们大多数中国人仍然认为谈论死亡话题是不吉利的，对死亡话题普遍采取回避或禁忌的态度，背后深层次的心理其实就是死亡恐惧。自古以来，上至皇帝和达官贵人，下至平民百姓，无不把死亡当作最大的敌人和威胁，采取种种办法延长生命、避免死亡。比如秦始皇派出方士遍访仙岛神山寻觅不死仙药，历代方术道士日夜炼丹祈求长生，各种养生经大行其道经久不衰。种种努力失败之后，在最后一刻不得不接受死亡事实时，又无不陷入深深的恐惧中。

据医学专家透露,目前死亡的肿瘤病人有30%是被活活“吓”死的，而70%-80%的肿瘤病人有心理障碍,主要表现为抑郁、焦虑、烦躁、恐惧等。除了癌细胞,心理因素正成为扼杀肿瘤病人生命的一个重要因素。总而言之，死亡恐惧是根植于我们的血液和思想中、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现象，惧死恋生是一种不分高低贵贱、富贫智愚、老幼强弱而尽皆具有的一种生命本能。

中国社会文化历来是一种以无神论为主导的文化，特别是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后，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精神世界缺乏其他宗教文化和信仰的滋润，已是不争的事实。

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，由于缺乏科学解释、缺乏哲学信念、缺乏心理安抚、缺乏临终关怀，特别是缺乏基督教、佛教、伊斯兰教、印度教等宗教信仰的精神支撑，因此在面对死亡时比起西方国家或中东、东南亚国家的人民显得更加无知、无助、焦虑、恐惧、绝望。

医院，都不允许患者按照自己宗教信仰布置病房或摆置象征物件，借以减轻哪怕些许的心灵痛苦。在没有宗教信仰的家庭中，由于不知道死后会怎样、没有彼岸世界的概念，死前都会普遍感到精神上的空虚无助、心灵上的无所寄托，甚至直接精神崩溃。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，中国家庭将更加高频率地面对老人死亡的现实，将更加普遍地体验死亡恐惧心理。

看别人优雅离去

说到宗教信仰，很自然就会想到：那些基督教徒、伊斯兰教徒、佛教徒是怎么死的呢？美国人英国人死的时候跟中国人有什么不同呢？据我所知，的确是有很大不同的。

如果你将《死亡如此多情——百位临床医生口述的临终事件》和《当我们回到上帝怀里》两本书都看完，你就会发现彼此的差距有多大，甚至会为这种差距之大感到痛心。

国外对死亡学的系统研究比我们早，学术成果和医生护士手记也比我们多，特露迪护士写的《当我们回到上帝怀里》、国际资深临终疗护专家玛姬克拉兰写的《最后的拥抱》就是其中两本。她们认为，优雅地离去，是人生最后的福气。临终的经历有相同的主题，那就是启示、爱，还有生命终结时的欣然接纳。有对比才会有结论，最后看看特露迪护士是怎样描述别人优雅离去的吧：

吉恩检查出肺癌是才60岁。他是一位重生的基督徒，他身上反映出对自己所知的确信。当然，他知道自己属于谁，将要到谁那里去。一个晚上，吉恩的时间就要耗尽的时候，全家人都跪在他的床前。

我问他：“你需要我们跟你一起祷告吗？”吉恩的身体已经有三到四天没有什么反应，当时的他实在太虚弱了，根本没法用语言回应。于是，他又是呻吟，又是点头，大家就都知道他的意愿了。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很显然，他能听到我们的声音，我们发现他在同我们一起祷告。慢慢地，很明显，他能自己挪动身体到一个坐立的姿势，双臂在头顶高高举起，祷告的话语是那么贴近他的心。

最后，觉得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之后，他慢慢地又屈身下去，让自己在床上放松，摆出了一个安静休息的样子。作为一名虔诚的教徒，吉恩很清楚地知道上帝。他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很亲密，且充满信任。当他合上眼睛的时候，心里充满了爱、宽恕和被拯救的意识。

85岁的迪莉娅眼见苍老下去，臀部受伤，接着中风，已经不能一个人待在自己家里。最终，她同意了家人的意见，搬到了附近一个漂亮的退休中心。住进退休中心没多久，她的一个儿子就给我打来电话，医院的一间加护病房。那天晚上，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，迪莉娅转过头来，眼睛直直地看着我，似乎洞悉一切，冲着我微笑。

我轻轻地抚摸她的手臂，问她：“迪莉娅，我们一直说，当大限来临的时候，我会陪伴你左右，你记得吗？”她的眼里噙满泪水，不停地点头。

“嗯，这是你的时间。上帝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可以去天堂了，你马上就可以见到拉尔夫啦，你准备好了吗？”她点头示意，丝毫不等我凝视。

“你需要我跟你一起祷告吗？”我问。

她一面笑，一面抱起我的双手，放到胸口。我祈祷耶稣能现身给她看看，祈祷他能双臂环抱住她，赐予她圣灵，让她得到启示、得到安抚。最后，她合上了双眼。

“那么温馨，那么甜美。”她喃喃地说。两个小时后，迪莉娅安静进入了天堂，也根本就不需要原来计划的臀部手术了。她那些很爱她的儿子们，见母亲不用动手术，并如她自己所愿那样有一位朋友陪着她上路，找到了最后的平静，都感到莫大的放松。

by天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