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好的编剧，写不出急诊室的故事嘉

　

　　医患关系，是如今最“热门”的关系之一。急诊室，往往是矛盾最集中的地方。曾几何时，医生是令人羡慕、高尚的职业，如今却是人人自危的“高风险”行业。在高强度的抢救责任之外，我们还要面对病人的不信任，家属的谩骂甚至殴打，家人的担心和不理解，以及没有尽头的生离死别。

我已经在急诊这个岗位上呆了二十年了，可能嘉兴找不出第二个能坚持那么久的医生。我亲身经历了嘉兴急诊科室从起步到壮大的过程；也目睹了医患关系从信任到崩塌，再到重建的坎坷。

不可否认，在生命的去留面前，如今的医疗手段仍然显得如此渺小，我也有太多无能为力的时候。我常安慰科室里那些焦虑、沮丧的年轻医生：“我们也是人，只能治病，不能治命。”但每当我亲手将一条生命从死亡线上拯救回来，就感到一切的委屈都值得了。

没想怎么捞钱，却也没想到自己进了“敢死队”

　　年，我大学毕业，医院。医院成立重症监护室，就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。发现农药中毒送来抢救的病人特别多，医院就派我到上海学习血液净化。

　　回来之后就去了急诊室。严格地说，那时还称不上“急诊科”。有危重病人来了，就把门诊的医生叫过来抢救。有的年轻医生不愿意来抢救，一是累，二是怕。我倒觉得挺有挑战性的，就整天泡在急诊室。遇到一些疑难杂症，老医生都说不出来，最终被我识别出来了，就特别有成就感。所以只要急诊的电话，我随叫随到，如果他们不叫我，顿时觉得人生都失去意义了。

　　而且急诊经常会有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医生过来，我正好趁机向他们请教一些专业问题。就这样到了年，我又主动提出来去杭州进修。在一些人看来，当初为了职称等等进修一次就够了，进修第二次简直就是个傻子。因为进修期间没有奖金，只发基本工资，更何况那段时期又是医生创收比较疯狂的时候。我没想怎么捞钱，却也没想到自己进了“敢死队”。

　　那次进修是在杭州，学习介入治疗，主攻心血管这一块。为了能在半年时间里多学习些知识，我几乎天天泡在CT室。时间久了，每天早上起床时，掉一脸盆的头发。原本乌黑浓密的头发，渐渐有了秃顶的趋势。所以同学们都戏称自己是“敢死队”。我们都是学医的，自然知道辐射的危害，心里也害怕自己会不会死掉。

　　进修结束回到单位，整个人都没力气，每天一下班就躺在床上，睡一觉再去吃饭。过了几天，我去做了一个血液检查，白细胞又升上去了，很开心，跟老师说，应该不会死了。

　　如果说，我在急诊的前七八年，是在积累经验，提升自己的话，那么第二次进修回来，我必须要逼自己出成绩了。我至今仍然记得第一次装心脏起搏器的那个病人。

　　那一天，一个医院，希望装一个心脏临时起搏器。我进修时看别人装过，自己可没实践过。老人意识清醒，身体尚可，医院可能也来得及。装还是不装？老人坚持就地手术。我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硬着头皮就上了。

　　可是在手术过程中，意外突然就发生了。老人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，呼吸心跳全部停止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但那么多年的急诊临床经验，使我迅速作出了反应，其他医生和护士轮流进行心肺复苏，我继续操作安装起搏器。装好后一启动，病人马上活了过来。

　　这一次抢救，为我的急诊生涯留下了太多经验教训。我也将这个例子讲给后辈听，告诉他们如何突破这第一关。

每天都好像生活在电视剧里，每天的剧情都不一样

　　空下来的时候，我也会想：把这些年急诊发生的故事写下来，就是一本书。最终一直没有落笔，因为故事实在太多了，不知道从哪里写起。我每天都好像生活在电视剧里，每天的剧情都不一样。最好的编剧，写不出急诊室的故事。

我们看得最多的，就是生离死别，以至于喜乐哀伤不再会轻易表现出来。常常有病人家属以此指责我们：“你们医生怎么这么冷漠！”其实看到鲜活的生命逝去，我们心里何尝不伤痛。有一位打工者只有三十岁，在工地上出事故，送到急诊室的时候就已经死了。过了一会，死者的妻子来了，带着只有五六岁的孩子，还有年迈的老人。早上出门还生龙活虎的丈夫，不到几个小时就阴阳两隔，再坚强的人也受不了这样的打击。

妻子抱着丈夫的遗体号啕大哭，不一会就哭晕在地。我们赶紧将她放在一边的病床上。等她再次醒过来，出人意料的，只见她默默地走到丈夫的病床边，一点一点地擦去遗体上的污迹，整理好凌乱的衣服，然后转身安慰公婆和孩子，没有哭声，没有眼泪，平静得有些可怕。我知道，她是此时最悲伤的人，可她心里知道，自己也是最需要坚强起来的人。

　　还有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相伴走过了六十多年的时光，相依为命。老婆婆突发心脏病，抢救无效去世了。老人就这么坐在病床上，守着老伴的遗体，一动也不动。所有的医护人员都不忍心上去打扰他，就这么看着他坐着。过了好久，他才拿起笔，在死亡通知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。那三个字好似用尽了他所有的生气，签完之后，他老泪纵横。

送来急诊科的病人，很多都命悬一线。留给我们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五分钟。每年我们都会收到锦旗，太多了都没地方挂。“是你们创造了生命的奇迹”——这面锦旗送来不久，对方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。小伙子是江苏人，在嘉兴打工，晚上回家的路上被车子撞了，飞出十几米，当场就没有了意识。医院的时候，全身多发性骨折，颅内出血，内脏也有出血，已经失血性休克，大半条命没有了。

任何送来的病人，只要还有一线希望，我们就不会放弃。组织血源，动员一切有时间的医生护士紧急抢救。小伙子的心跳呼吸停止了，要做心肺复苏，有一位护士怀着身孕，二话不说上去就按。对孕妇来说，这是极其危险的，很可能导致流产，这一点，相信她心里非常清楚。经过几个小时的急救，最终将伤者救了回来。他出院时，各项指标都很正常，今后可以与常人一样生活。

　　我们经常会去福利院看望那些孤儿。人们拼命想延续自己的生命，但这些生命从出生那一刻就被遗弃了。有一个孤儿叫小球，非常乖巧可爱，不知怎么背上长了一个脓包，总是复发。于是医院，给他特级护理，大家都将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，护士们给他买玩具，买吃的，每天都仔细地给他清理伤口，将里面的烂肉和脓血清洗干净。半个多月后，小球完全康复了，他走的时候，有几个护士不舍得，泪水直流。

前段时间新闻上说，嘉兴一医院里跑出来，劫持了一个陌生人，目的就是想引起别人的 　　现在的年轻医生往往不愿意到急诊科来，觉得太苦了。上班要从早上八点一直上到下午五点，然后第二班从下午五点上到第二天早上八点。这个月我们一共接诊了挂号病人七千八百多人，还有没挂号的病人三千多人，平均每个医生按每天坐诊八小时算，3.2分钟就要看一个病人，这还不算吃饭、上厕所、抢救危重病人的时间。

诊病时间太短，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，首先就是容易误诊。年，医院不久，来了一位离休老干部。老干部来的时候说肚子疼，之前也疼过，医生说是胰腺炎，吃了药就好了。如果医生赶时间，贪省力，很可能就仍旧按胰腺炎给治了。不过我觉得老人的情况不是那么简单，就详细询问了病史，还让他去拍片确认一下。老人很生气，觉得我是故意要他多做检查，多花钱。

但在我的坚持下，他还是去拍片了。我一看片子，果然不是胰腺炎，而是肠梗阻。肠梗阻会导致肠道坏死，严重可能致命。所以我要求那些年轻医生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，不能只看报告，有时还有点极端地对他们说：“不要相信任何人。”当然这是指病理诊断上，要有自己的想法。

类似前面那样的误诊，一次两次病人也许还能接受，可累积起来，就会一点一点摧毁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医患信任。假如一个病人，在听到医生的诊断之后开始怀疑：“你说的是不是真的啊？我看你不行，找你们主任来。”此时，医生就面临两种选择，一是继续坚持自己，万一不幸出了事情，那么医生倒霉；二是保守治疗，将病医院。

这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，医生不敢给病人治病，病人也越来越不相信医生，然后就产生了此起彼伏的医患纠纷。有的病人满地追着打医生，警察在旁边看，帮不上忙。

　　我现在根本无法将精力集中在专业上，各种医患调解占据了本就宝贵的抢救时间。为了保护医生，医院也做了不少工作。比如今年开始在每个诊室里面安装应急铃，加强保卫工作等等。医生的心理压力还是很大，又不敢回家跟家人说，怕他们担心。怎么办呢？我们就自己建了一个QQ群，压力大了，就在里面吐吐槽，发泄一下情绪。

我一直有一个想法，就是上电视专门做一档节目，邀请对医疗状况不满的市民，坐而论道，举办一个“辩论会”。为什么一个心脏支架出厂价几百块，到了患者身上要十几万？为什么药价迟迟降不下来？为什么有些检查看似多余却不得不做？等等这些，都是有内在原因的，恰恰医生是无辜的。

医者父母心，每个医生在选择这份职业的时候，都要宣读希波克拉底誓言：……无论至于何处，遇男或女，贵人及奴婢，我之唯一目的，为病家谋幸福，并检点吾身，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……

嘉兴的急诊科室，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初具雏形开始，至今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岁月，也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。我理想中的急诊科，对内要有一支专业的团队，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把急诊当成终生的事业，还要将精力完全用在危重病人身上。

对外要有我刚从事医生时的那种信任，能感受到接受生命重托的责任感。医生和病人，应当是同一战壕里面的战友，共同来与病魔斗争，而不是现在这般一团乱麻似的三角关系。

口述曹伟中整理朱梁峰

本文刊于8月29日《江南周末》记录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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