翻译:王征娴编辑:林华鹏
背景
现在VA或VVAECMO已经被公认为心源性休克患者的选择性治疗方案。目前的指南建议,在心肌梗死患者中出现呼吸衰竭和心源性休克时推荐将ECMO治疗作为重症病例的“救命疗法”,尽管在心源性休克患者中,目前只有有限的证据表明ECMO运用的有效性。事实上,过去几年中VA和VVECMO治疗的数量在德国和世界各地均有显著增加。虽然在ARDS或心源性休克患者中使用ECMO作为救命治疗是一种被认可的方法,但关于其在成年感染性休克患者中运用的数据几乎没有,且其存活率从15%到71%不等。
因此,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评估我们科室ECMO治疗的急性呼吸衰竭、心源性和感染性休克患者的院内死亡率,并确定运用ECMO前分别与良性结局和恶性结局相关的变量,即哪些患者可能从ECMO中获益,哪些患者则不能。第二个目标是评估在像ECMO这样复杂的医疗过程中,是否可以通过每年增加程序和患者来观察“经验曲线”。
方法
研究设计
本队列研究回顾性分析了年4月至年7月间在Asklepios医院采用VV-ECMO、VA-ECMO或VVA-ECMO治疗的名患者的数据。我们将患者分为:急性呼吸衰竭、心源性休克、感染性休克三个组。本研究得到了Hessen州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(文件编号:88/)。
设置
Asklepios医院是法兰克福Goethe医院,有10个科室,张病床,每年有16,名住院病人。ECMO治疗由麻醉科领导,在跨学科重症监护病房进行,配有14张人工呼吸床,配备血液透析和滤过装置。于年11月至年1月期间进行数据收集。
ECMO治疗团队做了有关ECMO治疗的所有决定。当呼吸衰竭是唯一指征时,采用VV-ECMO治疗。感染性或心源性休克的患者则采用VA-ECMO或VVA-ECMO治疗。在超声引导下穿刺置管。VV-ECMO中,在右颈内静脉(15或19F)和股静脉(23或25F)进行置管,若是AVALON双腔管(31F)的话则通过右颈内静脉单独置管。在VA-ECMO中,通过股动脉(15或17F)和股静脉(23或25F)置管。应用VVA-ECMO时,除了在股动脉和股静脉(15或19F)置管,还将另外的静脉导管置于右颈内静脉中。
研究参与者和研究规模
我们确定了名在Asklepios医院重症监护室接受ECMO(VV-ECMO、VA-ECMO、VVA-ECMO)治疗的患者,且是在上述时间段内接受治疗的连续患者。其中有名患者纳入研究:1名患者由于缺乏数据被排除在研究之外。我们将患者分为三组:
第1组(肺衰竭)包括所有因缺氧和/或高碳酸血症导致呼吸衰竭而接受VV-ECMO的患者,忽略其潜在的其他疾病。使用ECMO的指征基于急性肺衰竭的柏林定义,并在用尽所有的常规治疗方案后确定。同时患有难治性感染性休克并且运用VVA-ECMO治疗的患者不包括在该组中,因为考虑到感染性休克是原发性疾病,所以归入第3组中。
第2组(心源性休克)包括所有接受VA-ECMO治疗的心源性休克患者。行心脏外科手术的患者不包括在其中。心源性休克被定义为尽管有足够的容量替代治疗(下腔静脉超声)仍存在持续性的低血压,和需要输注去甲肾上腺素剂量0.5μg/kg/min才能维持平均动脉血压≥65mmHg。
第3组(感染性休克)包括所有因难治性感染性休克而需要VVA-EMCO治疗提供循环和呼吸双重支持的患者。感染性休克符合第三个国际共识中脓毒症和感染性休克的定义。运用VVA-ECMO的标准是尽管有充分的液体摄入和增加的去甲肾上腺素输注(0.5μg/kg/min),平均动脉压仍65mmHg和/或进行性的乳酸酸中毒和终末器官功能障碍。
数据来源和变量
确定患者后,记录以下变量:年龄,性别,体重,诊断和既往病情,血气分析(pH、pO2和pCO2、剩余碱、乳酸),复苏需求,简化的急性生理学评分(SAPS)II评分,序贯器官衰竭评估(SOFA)评分,住院时间和ICU住院时间,人工通气持续时间,透析治疗患者的需求和数量,以及气管切开术的必要性。在可比较的时间记录评分和实验室变量。收集的所有数据都记录在Excel数据库中。主要结局变量是各组的院内死亡率以及ECMO前预测院内死亡率的相关变量。第二个结果变量是评估是否存在随时间推移,通过增加程序和患者数量来评估该医疗过程的经验曲线。
统计
累积总和图(CUSUM图表)被用于研究可能的经验曲线。我们使用了非风险调整的累积观察减去预期失败图程序,即如Rogers等人描述的程序。CUSUM曲线是基于以下因素计算的:ECMO治疗成功,Xi=0;治疗不成功,患者在住院期间死亡,Xi=1。根据Karagiannidis等人的流行病学资料,我们在德国选择了可接受的ECMO治疗错误率,且混合了VV和VA-ECMO人群的预期死亡率p0=0.6相符。计算CUSUM曲线的公式如下:Ci=C(i-1)+(Xi-p0),其中C0=0。曲线特征的解释如下:每次成功的治疗都通过p0降低了CUSUM值,曲线下降。每次失败的治疗都会导致1-p0的增加,并且曲线上升。在实际误差率与预期误差率相符的情况下,曲线将沿水平轴振荡。Logistic回归用于确认影响死亡率的变量,指定优势比(OR)和置信区间(CI)。Logistic回归首先作为单变量分析进行,在单变量分析中具有显著p值的变量进一步通过多变量逻辑回归作额外的灵敏度分析。由于样本量小,在整个患者中进行多变量分析并逐步向后消除的过程中,使用p0.05。
统计学分析采用BiAS(版本11.08,Epsilon-Verlag)进行。零假设是记录的三组变量之间没有差异。使用Kolmogorov-Smirnov-Liliefors检验进行正态分布验证。定量数据被指定为四分位数范围中的中值;标定数据被指定为频率n(%)。定量数据的中位数差异采用Kruskal-allis试验分析。分类变量的差异则采用Mantel-Haenszel检验或χ2检验。双尾p值0.05时则零假设被拒绝。
结果
患者的人口统计数据
我们调查了年4月至年7月接受ECMO治疗的名患者。患者分类如下:第1组(肺衰竭)包含54名患者;第2组(心源性休克)包含58名患者;第3组(感染性休克)包含19名患者。
表1概述了三组患者的人口统计学和临床数据,以及年之前的病例分布。表2展示了1-3组患者的基础疾病。
在第1组中,肺衰竭最常见的病因是肺部感染(n=31,57%)。开始ECMO治疗前SOFA评分的中位数为6;SAPSII评分的中位数为40。
在第2组中,心源性休克的最常见病因是心肌梗死(n=40,69%)。开始ECMO前的SOFA评分中位数为10;SAPSII评分中位数为67。与第1组和第3组患者相比,第2组患者的SAPSII评分最高(与第1组相比p0.01;与第3组相比p=0.03),并且与第1组患者相比,SOFA评分也是最高的(p0.01)。
在第3组中,感染性休克的最常见病因是肺部感染(n=10,53%)。第二个常见病因是腹部感染(n=8)。腹腔感染性休克的原因是吻合口功能不全(n=3),胰腺炎(n=2),胃穿孔(n=1),肠系膜静脉血栓形成(n=1)和胆管炎(n=1)。SOFA评分中位数为8分;SAPSII评分中位数为42。
临床结局
患者的临床结局也展示在表1中。第1组(27天)和第3组(26天)的住院时间明显长于第2组(10天)(第1组vs第2组:p=0.01;第2组vs第3组:p=0.02)(表1)。第1组患者ECMO治疗持续时间的中位数为11天,第2组为5天,第3组为14天(第2组vs第1组和第3组:p0.01)。在ECMO植入(24小时内)之前进行心肺复苏术(CPR)的,第1组有3例,第2组38例,第3组3例。有5例心源性休克患者进行了搭桥手术(第2组)。在因腹部感染引起感染性休克的8名患者中,有6名进行了腹部手术。
表3展示了体外循环植入之前和1天后的血气分析。在ECMO运行后pH值显著改善并在1天后达到标准值。此外,其他的指标也在最初24小时内得到改善。
死亡率
整个研究人群6年的院内死亡率为56%。在第1组的54例患者中,有29例死亡(54%),第2组58例患者有34例死亡(59%),第3组中19例中有11例死亡(58%)(表1)。与肺部感染相比,腹部感染引起的感染性休克患者预后最差:8名患者中有6名死亡。因肺部感染导致感染性休克患者,10例中有5例存活。因软组织感染的患者则存活。成功撤下ECMO的,第1组54例中有35例,第2组58例中有30例,第3组中19例中有10例。
由于国家呼吸功能不全治疗指南建议,每年至少进行20次ECMO治疗,我们调查了每年医院接受治疗:年至年期间,医院分别治疗了10、16、19、27、32、27名患者。
我们随后调查了每年20名患者的3年内有多少患者死亡。事实上,在-期间,45名患者中有31例死亡(69%),而在年至年期间,86名患者中只有43例死亡(50%)(p=0.04)。对于1-3组,这种情况在第1组和第2组中也很明显,但在第2组中没有显著性差异。在-年期间,第1组的27名患者中有19名死亡(70%),而在-年期间,27名患者中只有10名死亡(37%)(p=0.03)。
第2组在年至年期间,17名患者中有12名(71%)死亡,而在-年期间,41名患者中有22名死亡(54%)(p=0.37)。
对于感染性休克组,由于大多数脓毒性休克患者在-年期间接受治疗,因此无法进行比较。
图1展示了我们的CUSUM经验曲线。死亡率最初呈连续水平式增加,导致实际死亡率与预期死亡率p0=0.6相对应,到最后部分,曲线下降表明经验效应降低了死亡率。曲线的下降趋势始于年。
在肺衰竭患者中,年龄(OR1.07,CI1.01-1.12;p=0.01),每年治疗的患者数(20/a)(OR4.04,CI1.27-12.86;p=0.02)和进行ECMO的年份(OR0.65,CI0.45-0.93;p=0.02)与院内死亡率显著相关。在心源性休克患者中,年龄(OR1.08,CI1.02-1.13;p=0.01),SAPSII评分(OR1.03,CI1-1.06;p=0.03),pH值(OR0.22,CI0-0.66;p=0.03),血清乳酸值(OR1.03,CI1.01-1.05;p=0.01),碱剩余(OR0.89,CI0.82-0.97;p=0.01)和高脂血症(OR0.07,CI0.01-0.64;p=0.02)与院内死亡率相关。
表5展示了ECMO治疗前与院内死亡率相关的变量的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结果。在反向消除后的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中,取p0.05,发现在整个患者群体中,有三个变量在院内死亡率方面仍然具有统计学意义;年龄(OR1.08,CI1.04-1.12;p0.01),每年少于20名患者(OR3.19,CI1.19-8.51;p=0.02)和ECMO治疗前乳酸(OR1.01,CI1-1.02;p=0.03)与院内死亡率呈负相关。
讨论
我们的数据显示,在6年间接受ECMO治疗的患者中,肺衰竭患者的总体院内死亡率为54%,心源性休克患者为59%,感染性休克患者为58%。我们展示了我们科室使用ECMO的一个典型的经验曲线(图1)。CUSUM分析还可支持病例数量依赖的生存率假设。
肺衰竭患者的住院死亡率从39%至70%不等。值得注意的是,6项研究中有4项的平均年龄中位数是44岁,比本研究的年龄中位数小将近18岁。因此,患者的年龄似乎是院内死亡率的显著负相关预后变量,并且可以解释为何这些研究与本研究的数据存在死亡率差异。事实上,尽管没有规定明确的年龄截点,年和年的ELSO指南都将年龄增长作为VV-ECMO和VA-ECMO的相对禁忌症。本研究与其他研究的主要区别应该是患者在ECMO治疗前的病情。之前发表研究中患者的SOFA评分中位数为12,而本研究中调查的患者这一评分为6分。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们的研究中,患者在病程的早期阶段即进行了ECMO治疗。与上述研究中PaO2/FiO2比值mmHg相比,我们的患者在接受ECMO治疗前,PaO2/FiO2比值的中位数相对较高,这可能是我们的肺衰竭患者中,有26例为高碳酸血症肺衰竭,仅伴有中度的氧合功能障碍(Horowitz商mmHg)。
在我们的心源性休克患者中,实际院内死亡率(59%)远低于预测的死亡率(75%),与类似的研究一样,这表明了VA-ECMO具有显著的生存益处。心源性休克患者的ECMO维持时间明显短于肺衰竭或感染性休克患者,这可能用ECMO治疗能使患者病情迅速稳定来解释。事实上,在ECMO运行的最初24小时内,血清乳酸水平(是组织灌注的标志物)有显著下降。此外,与其他同类的心源性休克研究相比较,ECMO治疗的持续时间也只有几天,这很可能是由于心脏泵血功能的快速恢复,并伴随着终末器官灌注的改善。与这些发现一致,我们的研究也认为血清乳酸水平和pH值是与院内死亡率相关的变量。这种相关性也已在其他的研究中得到确认。
采用VA-ECMO治疗的感染性休克患者的院内死亡率是多样化的。已公布的数据显示,院内死亡率为78-85%,明显高于本研究中58%的院内死亡率。当然也有例外:Bréchot等人在感染性休克患者中采用VA-ECMO治疗,其院内死亡率仅为29%。由于年龄的增加与生存率呈负相关,因此Brechot等人的研究结果可能是因为其年龄中位数仅为45岁,显著低于包括本研究在内的其他研究中的患者年龄。在感染性休克和ARDS患者中,扩展使用VVA-ECMO模式,以达到有效的氧合以及足够的血液动力学支持。例如,Yeo等人在8名ARDS和感染性休克患者(平均年龄51岁)中进行VVA-ECMO治疗,其中有4名患者存活,其死亡率与我们的研究结果相似。由于严重的脓毒症/感染性休克常伴随急性肺衰竭,因此VVA-ECMO可能优于VA-ECMO。当然,这个概念还必须得到进一步的证实。
我们发现治疗的患者数量与患者存活率之间存在明确的关系。但是,我们无法解释这一发现的明确原因。年发布的国家呼吸功能不全治疗指南建议,提供ECMO治疗的中心应每年至少治疗20名患者。在我们科室,-年期间每年有20次的ECMO治疗,院内死亡率从69%降至50%;对于肺衰竭患者,今年秋季更为明显:从70%降至37%。与此相一致的是,CUSUM曲线从年开始出现下降趋势(在最初的上升和短时间的水平阶段之后)。这种下降趋势反映死亡率已低于预期,表明每年最低的ECMO治疗数量是提高患者生存率的先决条件。此外,年之前每年少于20次的ECMO治疗,与肺衰竭患者的院内死亡率呈负相关,优势比为4.04(表4),整个队列的优势比为3.19(表5)。在使用ECMO治疗的患者中,这种可能的病例数量依赖性生存率也可以在ELSO登记处找到。每年有超过30名ECMO治疗患者的中心,其死亡率显著低于每年只有5例或更少病例的中心。最后,在CESAR研究中发现,所有ARDS患者被转移到具有更多ECMO治疗经验的专科中心,如此,医院进行大量病例的ECMO治医院生存率。
本研究调查的局限性。首先,这是一项单中心的回顾性研究,病例数量相对较少。其次,运用ECMO治疗的决定是由治疗医生根据具体病情做出的。第三,没有定义何时运用ECMO治疗的标准化方案,这可能导致选择偏倚。第四,由于队列中各种基础疾病的分布不均,可能会限制本研究结果的显著性。最后,应该指出的是,在29%的患者中存在一些数据缺失,主要是血气分析结果,这也影响了本研究的结论。
结论
我们的研究表明,在接受ECMO治疗的急性肺衰竭、心源性和感染性休克患者中,主要有三个与院内死亡率相关的变量:年龄、ECMO前乳酸水平和治疗经验。CUSUM分析显示,使用ECMO治疗存在病例和时间依赖性经验曲线。在医院,花了大约3年时间和大约50次治疗才改变了经验曲线的梯度。因此,影响ECMO患者结局的一个因素显然是ECMO中心的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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